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拓荒者——刘骁纯——从一篇文章谈刘骁纯的理论建树https://www.huajia.cc 2020.07.17 17:18 来源：艺术当代 发表评论(0)
刘骁纯先生病逝的消息在批评界引起极大反响，尽管大家都知道他这些年来身体一直不好，由肺气肿转成肺部纤维化，一直靠吸氧维持生命。但噩耗传来依然不能相信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我们。想起前年我到医院去看他，已是十分瘦弱，佝偻着身体勉强坐着和我说话。但他精神尚好，因为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他已十分坦然，随时准备告别人世。他的全部精力仅够用来对付这一呼一吸，已经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他这样艰难地面对死神的召唤，还时而见他在群里发声，足见他的心依然不能放下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可以一点不夸张地说，骁纯是我们批评家中思维最为缜密、治学最为严谨一位学者型理论家、批评家。他对人类艺术进程的思考，他对中国当代艺术未来走向的阐释，以及他在理论上的建树，都是最有价值、最值得后辈研究的成果。陈孝信先生说“刘骁纯是新时期批评界理论自觉的第一人；是‘形态学’批评的创建者和实践者；是新水墨批评的真正权威”。应该说，这个评价一点也不为过。早在1991年，当我看到刘骁纯先生发表在《江苏画刊》第一期头条文章《破坏即创造——人妖同体的现代艺术》后，“禁不住的兴奋”之情，立即写信给当时的责任编辑陈孝说： “《破坏即创造》这篇最集中地显示了‘新潮理论家’的理论勇气、理论实力、理论水平和理论品格，它在学术方面标志着‘新潮理论家’已经达到的水准。我十分珍视这一理论成果，它完全可以与一流艺术家们的成果（如陈丹青、谷文达、徐冰等）相比，它表明中国美术理论家对人类艺术特别是现代艺术思考的深度和认识的透彻度。新时期美术理论以刘骁纯此文为标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发在91年第1期的头条位置，再次为《江苏画刊》增色。”
《江苏画刊》1991年第5期“读者评刊”栏目刊登贾方舟对刘骁纯文章的读后感图片来自贾方舟 这段话二十九年后再看，依然觉得没有什么地方说过了头。后来，陈孝信将我信中的这段话刊发在《江苏画刊》1991年第5期“读者评刊”栏目中。当时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新潮美术”被当成“社会主义美术的重灾区”而遭到批判。《江苏画刊》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顶风作案”。接下来的事实是，陈孝信被解聘，刘骁纯和我都被某刊物打入另册而不许发表文章，可见当时的《江苏画刊》承受着多大的压力。
骁纯这篇不到四千字的美文到底说了些什么居然让我“禁不住的兴奋”，让我如此地激赏？其实就是讲了一个问题：艺术是一部“确认自身而又解体自身的历史”！这个过程，特别是“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是人类艺术史上空前剧烈的天崩地陷。如果说一切革命都是破坏中的创造，那么艺术的现代革命则是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和空前壮观的伟大创造。”20世纪90年代初，骁纯连续写了多篇（包括上述这篇）文章，从艺术形态学的视角对人类艺术的进程做了透彻而又准确的归纳和梳理。他在《从确认自身到解体自身》一文中，将人类艺术史的发展概括为：从实用到象征、从象征到叙事、从叙事到传神、从传神到写意、从写意到抽象、从抽象到现成品几个阶段。在《形态的变迁和自主化的进程》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将艺术“确认自身”归纳为五步：艺术品走向独立、形象走向独立、艺术家走向独立、色与形走向独立、媒介物质走向独立，从而归纳出标志人类艺术不断发展的“四大语系”，即具象语系、意象语系、抽象语系和物象语系。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他对人类艺术历史进程的独立思考和清晰的理论建构。
刘骁纯《破坏即创造——人妖同体的现代艺术》，刊载于《江苏画刊》1991年第1期图片来自贾方舟 由于他能从人类艺术的整体进程中清理出一条发展路径，从而再回到对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艺术的认知，就不再显得困难。譬如他清理出近现代水墨发展的三个“系统”：“徐蒋系统”（徐悲鸿—蒋兆和）、“林吴系统”（林风眠—吴冠中），后又提出“黄崔系统”（黄宾虹—崔振宽），这三个系统基本上勾勒出传统水墨在现代转型中的三条发展路径。
1985-1990年的五年间，刘骁纯先生一直担任《中国美术报》主编，处在20世纪80年代艺术潮流的中心位置，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思考各种思潮的涌动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报纸停刊后的两三年中，他有时间坐下来集中清理多年的批评实践和理论思考，因此，在中国当代艺术最艰难的那些年（90年代初期）中，他的艺术思想和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海口合影，左起：刘骁纯、邓平祥、贾方舟、徐虹、水天中，1995图片来自贾方舟
刘骁纯与贾方舟在德国大街上查找去博物馆的路线，1998图片来自贾方舟 长期以来，关于艺术的近现代史，我们已经习惯于翻阅和引用西方的经典论述，而对于自己的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对于像刘骁纯先生这样富有理论建树的批评家不仅没有人去研究甚至被完全忽略了。比如他对“达达”之所以高度评价，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的语系——“物象语系”。他说：“抽象艺术将再现手段独立出来，而抛弃再现对象的必然结果，是再现对象抛弃再现手段而独立。而再现对象一旦抛弃再现手段，它便与再现无关而转化为原对象——现成物品，于是，作为抽象艺术的负相，‘达达’艺术应运而生。”“从抽象到‘达达’，是现代艺术的第二次大革命。如果说抽象艺术是最大限度地排斥了再现客体，那么‘现成品’艺术则是最大限度地排斥了创作主体。抛开‘达达’艺术中许多非本质意义的口号、宣言、实验、行为，最具本质意义的仅在‘现成品’。正是‘现成品’，使‘破坏即创造’的口号显出意义，使‘反艺术’的口号显出价值，使‘反传统’的口号显出革命性和合理性。”恕我孤陋寡闻，西方批评家如何评价“达达”我不清楚。但刘骁纯先生把“达达”看成是“现代艺术的第二次大革命”，看作是创造了第四个“语系”的一场运动，完全是一种具有独立建树的理论。
刘骁纯著作《解体与重建——论中国当代美术》《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刘骁纯卷》图片来自贾方舟 丹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从安迪·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意识到艺术的终结。刘骁纯没有沿袭他的思路，他是把“艺术史”看成“确认自身而又解体自身的历史”，而把“现代艺术史”看成是“破坏与重构艺术的历史”，这正是基于他的“四大语系”理论：“在艺术本体建构过程中，人类创造了具象、意象两大语系。”“在艺术本体解构的过程中，人类又创造了抽象和现成品（现成材料）的两大语系。”人类艺术正是经过现代革命的两大步，“将艺术本体破坏殆尽，但同时它又是脱胎换骨的语言革命的两大步，他开创了人类艺术的现代语系。这种人妖同体的奇观，旷古未有，惊心动魄”。（参见刘骁纯《解体与重建》文集第8-12页）
从以上引论中不难看到刘骁纯先生对人类艺术洞若观火的独立判断和斩钉截铁的理论勇气。特别是，那种中国式的简洁明了的论证和叙事方式和译自西方的批评文本截然有别。这种高屋建瓴的文化视野和逻辑思辨的能力处处闪烁着思想的火花。
新世纪以后，骁纯的思考重心转移到传统水墨的当代转型这一问题上来，他在这一领域的非常系统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集几篇短文于一篇的《墨思默想》中。在晚年身体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他还与王林一起策划了“新写意主义”展，提出“新写意主义”这一具有本土文化深层意涵的概念。我十分清楚，他心中想确立的是什么。早在1991年初，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想会有一天，中国一批理论家对中国一批艺术家的阐释——以强有力的、可以与西方对话的，用东方的现代理论阐释的东方的现代艺术——让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世界级大师。但要迎接这一天，必有一批踏着血迹前行的牺牲者，我们不能不总是停下需要倾毕生精力投入的研究，去和旧教派贵族们进行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较量。我们对非学术较量不在行，难免遭受很大损失；而我们的学术研究又不能全身心投入，水平也自然要受到严重局限。看来没有别的选择，一代又一代的赤子，用他们的血肉堆积成学术与非学术错杂而又躁乱的土丘，是填平峡谷铸起金字塔的唯一可行的过程。”
刘骁纯给贾方舟的信（手迹），1991年2月3日图片来自贾方舟 这段真诚而又悲壮的话是在最压抑的历史时段（1991年2月3日）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它不仅道出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的理想，也道出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使命感和批评的自觉。正如水天中先生在悼念他的一篇短文中所说： “我觉得80年代出场的美术史家和美术评论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属于过渡性的一代。在学术造诣上既难比肩前贤，又难引领后进。但这一代人在学术研究的纯净和不顾一切的使命感，必将成为中国艺术史论中不可忽略的一页。刘骁纯的学术生涯就是很好的例证。”
由使命感的驱使而开始建构属于中国而非西方的现代艺术理论，已成为刘骁纯先生的自觉选择。他的理论建树足以证明，他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拓荒者当之无愧。 2020-7-16 于北京京北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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